大逃港—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，百万群众用脚投票

大逃港：1950 年代至 80 年代，总共有将近 90 万名内地居民，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。

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、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。

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，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：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，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。

关于作者

陈秉安，湖南桂阳县人，党报资深记者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在如今，“逃港” 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。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，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，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，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。

“如果我不写下它，历史，将留下一页空白。” 陈秉安这样想到。

但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，毕竟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许多档案管理部门，也以各种理由，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。

当然，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。不少当年的广东执政者们，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陈秉安的支持。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，还在一些 “要害部门” 的领导那里 “做工作”，使他得以查阅一些 “机密文件”。

他不声不响地干着这件事，从酝酿、收集资料、到下笔写作、完成此书，前后整整 22 个年头。

创作时间这么长，也是有原因的：

• 解密时间晚：有关群众外逃的历史档案是国家机密，不对群众公开。2007 年才解禁，书籍才能出版
• 采访人数多：作者采访了很多人，有国家领导，县委书记，人民群众，以及一百多位朋友
• 采访地方多：作者奔波于多地，还曾亲自化装成逃港者，潜入监房中，听逃港者们的倾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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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港现象综述

在以前，香港还未回归，是英国租界，内地居民不得随意进入香港，正规程序得走海关，但海关则有很多的限制。

很多生活不下去的人们，只能偷偷过去（非法入境），这种行为就叫逃港。

1955 年起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逃港现象，其中有 4 次大规模的逃港潮：

• 1957 年：粤北发生了一次大的水灾，大批农民自北往南避荒。政府开始放宽出港条件，群众听到风声后，消息传遍了省内，仅仅两三天的时间，各地成千上万的群众，黑云一样涌到深圳河边上来了。
• 1962 年：三年大饥荒，老百姓没吃的，只能跑。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。
• 1972 年：文革开始后，很多人因为家庭背景和个人历史问题选择逃往香港。
• 1979 年：深圳撤县建市之初，有 3 万多人外逃，据说与当时盛传的 “香港大赦” 谣言有关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30 年逃港的潮起潮落，可说是中国政治稳定与否的晴雨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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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作者的统计，30 年间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有 90 万多（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）。

逃港者多为农民，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、学生、知识青年、工人，甚至军人。

从政治成分看，普通群众居多，也有共青团员、共产党员。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，至 1978 年，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 557 人，逃出 183 人；市直机关有 40 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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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，随着改革开放、深圳特区的设立、香港回归，逃港现象基本消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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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逃港的？

当时逃港的方式有不少，最常见的有三种：走水路、钻铁丝网、闯关卡。但都有很高的风险：

• 逃港一直被定为“背叛社会主义”的行为，逃港者，就是“叛国”者
• 政府经常打击逃港现象，派了很多军人，警察来站岗，还配有警犬，严峻时甚至可以开枪
• 对于逃港被抓的人，各个历史时期的处理不尽相同，有遣送回原籍的、送农场劳动改造的、关监狱的
• 如果是山路，还有坠崖的风险（夜晚不太容易看得清路）
• 深圳香港之间隔着条河，逃亡过程中有不少人溺亡，特别是遇到暴雨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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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们逃港？

主要分两个原因：

• 经济：当时深圳宝安县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，大约在 7 角钱左右，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，平均为 70 港币，两者间悬殊近 100 倍。当地流传的民谣：“辛辛苦苦干一年，不如对面 8 分钱”。后来还有三年大饥荒。
• 政治：因人民公社、大跃进和文革等，人民群众动不动就会被打成“美蒋特务”，受到严酷的迫害，不得翻身。

一位深圳宝安农民：“改革开放”四个字，你们是用笔写的，我们是用“血”写的！

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死后，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！”

一个准备逃港的青年：“要到了香港，老子拉屎都不朝这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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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 1990 年，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。

当聊起那段历史时，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：

“千言万语说得再多，都是没用的，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，才是唯一的办法。不然，人民只会用脚投票。” ‍

反逃港

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，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。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，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，宝安县决心在这里 “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”，把西坑村建设成 “反偷渡的红旗村”。

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。村前村后的墙壁上，刷满了大标语：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！” 田头的井水边，也插上了 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 的语录牌。

还发起了一个讨论：“西乡大算账——两个制度的对比”：

• 解放前，西乡大队到香港谋生的共计 82 人。他们年轻力壮出去，现在几十年过去了，有的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，基本上还是旧样子，都还过着贫困的生活。全大队 1962 年以来逃港的共 131 人。其中过去后靠给资本家打工的有 118 人，占了绝大部分
• 河东八队有个社员叫黄小沙，逃过去后，在香港这个染缸里才几年，就把吃、喝、赌、嫖、吹……什么恶习都学会了。他的亲人强制把他从香港拉回来，现在他积极参加队里劳动，每天精神单纯愉快了。又成了家，有了三个儿子，他感激地说：‘是社会主义救了我。香港我再也不去了。’”
• “全大队解放后出港人员，当了老板、业主的。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和他们的亲属，在香港有关系帮衬的。”

在社会主义教育的风暴中，在阶级斗争的重压之下，在反反复复宣传的叫人理不清说不明的“道理”、“数字”下，要逃的人犹豫了脚步。

据有关的材料统计，1963 年后，深圳河边的逃港的确减少了！

一时间，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 “红旗”。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，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。

1963 年 3 月 21 日，中共广东省委以《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阵地》为名，把西坑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卓越典型，向广东全省推广。

但没多久，这个精心构筑的 “社会主义教育堡垒” 也倒掉了。1973 年，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，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、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，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 “男人”，是一个 8 岁的男孩。 ‍

逃港后...

大部分逃港者留在香港，还有一部分去了台湾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地。

对待逃港者，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。

一开始，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 “居民” 身份，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。

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，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，开始实施 “即捕即遣” 的政策。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、朋友或者同乡，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。

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，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，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。

最后，在 “不行动者作抗命论” 的指令下，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，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，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。

当晚，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，以示抗议。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，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。

第二天，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，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，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。

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，躺在地上，挡住了汽车。人群里爆发出吼声：“快跳车啊！” 据事后统计，又有近千名逃港者，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。

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。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，受尽白眼，艰苦奋斗，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，而且创造了许多 “财富神话”。

曾有人做过统计，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 100 位的富豪中，有 40 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。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、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、“期货教父” 刘梦熊等人。不仅如此，著名作家倪匡、“乐坛教父” 罗文、“金牌编剧” 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，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。 ‍

纪念日

每年的 5 月 1 日，世界各地的逃港者都会云集香港，悼念在大逃港中逝去的兄弟姐妹。

此举从 2014 年开始，排除种种困难和阻碍，已经坚持 5 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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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书后

书问世后不久，陈秉安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的。他惊讶地告诉陈秉安：“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！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，却一点都不知道。”

据陈秉安透露，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。在特区成立 30 周年的时候，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，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 “献礼”。

曾有人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？”

“献礼，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。有时候，真实才是最重要的。” 陈秉安这样阐述道，“大逃港，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，但同时，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。如果不写下它，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。”

如今，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，蛇口深圳湾，这个原本荒凉偏僻的逃港之处，已是一片大工地，起重机与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，周边许多楼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。购买者中，有许多香港人。

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。在这处工地里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。不久前的一天，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，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。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，应该是一对男女，他们的手腕，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。 ‍

最后

还是非常推荐读下这本书的：

• 全书有 30 万字，本文仅仅列举了部分内容，书中还有很多令人感动落泪的故事
• 该书文笔通畅，有条理，可读性高
• 由于某些原因，部分内容有点文学化，但书中的人和历史事实，皆属真实可靠
• 可以当成不错的历史读物来看，毕竟学校里关于这段历史讲的比较少（或者没讲）
• 读完本书，我发现很多事情，到今天也没有改变

文中有不少的图片，以及相关的文件截图，建议读纸质书，看起来更方便。 ‍